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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云天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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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引用】黄兴的远见  

2011-10-29 12:19:20|  分类: 人生百味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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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《环球人物》《黄兴的远见》

《环球人物》杂志 余世存(历史作家)


黄兴

(1874年—1916年),原名轸,改名兴,字克强。近代民主革命家,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。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(今长沙市长沙县黄兴镇凉塘)人。与孙中山一起,以“孙黄”并称于世。


    孙中山被称作现代中国的“国父”已近百年,基本上成为定论。仍有文章可做的,不过是对“国父”究竟为单数还是复数的讨论,以及复数中哪些人可称“国父”:黄兴、宋教仁、章太炎,有人甚至把袁世凯都拉进来……不管名单有多长,革命党人为主体却应是一个正见。而发掘现代中国“国父”们的人物性格、立国思想、彼此分歧……可能是更值得做的工作。
这其中,最无争议的“国父”黄兴却最为大家忽视。在近年来的社会纪念和学人论述中,黄兴的哀荣和寂寞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。即使人们做了一些还原的工作,但作为辛亥革命的元勋和现代中国的国父,他的面孔仍是模糊不清的,远比不上孙中山、宋教仁、章太炎等人那样鲜活。

历史眼光非常人所及
    黄兴出生于湖南的名门望族,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。满清入主中原,给这个家族带来了变化,黄兴曾对李书城等朋友说:“我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,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。”按他自己的理解,读书不是为了求仕,而是为了求“真知识”。
    黄兴的祖父、父亲都是当地的学者。黄兴本人中过秀才,在留学日本之前,即已“字习东坡,文宗韩柳”。这种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,黄兴的历史使命意识几乎是注定的。他参加革命,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的召唤,“我革命的动机,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……起初他们弟兄颇知共济,故能席卷湖广,开基金陵。不幸得很,后来因为有了私心,互争权势,自相残杀,以致功败垂成。我读史至此,不觉气愤腾胸,为之顿足三叹。”
    这也可以解释他的执行力、威望一度凌驾于孙中山之上,却始终不愿取而代之。革命党人多次倒孙中山,黄兴都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。一般人以为是谦让,其实这也是黄兴的见识高出众人之处。孙中山的人格魅力是一般犬儒难以理解的,一些人隔着百年回头看,以为孙中山是一个说空话放大炮没发挥作用的人,这完全是想当然。我相信黄兴是读懂孙中山了,因此他知道一个时代的到来,需要当之无愧的领袖。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再三感叹,黄兴甘当配角,成就了辛亥革命。
    黄兴的历史眼光非常人所及。还在日本主持同盟会工作时,黄兴就知道储备人才的重要,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有近百人加入同盟会,包括李烈钧、程潜等后来民国的风云人物。李书城回忆说:“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,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。因此,他嘱咐陆军学生中的‘同盟会’会员,不到‘同盟会’总部往来,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。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‘同盟会’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,名曰‘丈夫团’,以孟子所说的‘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’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。”武昌起义后,各地纷纷响应,做了都督、军、师、旅、团长的人中,“多属‘丈夫团’的同志,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。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,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。”
    黄兴的历史远见非止一端。当上总统后的袁世凯给他封官授爵,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、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,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好马。黄兴把东西都退回,唯独留下了马。儿子问他为什么?他说:“因为将来我还要打仗的。”

牺牲精神非后来者所能想象
    黄兴虽然有新兴的国民主义、民族主义,但他没有我们后来者那样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,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,他有着我们难以理解的全人类情怀和世界眼光。他给5个儿子分别起名为:欧、中、美、球、寰,女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“华”字。他还发起创办《世界报》,希望人们以“世界之眼光为眼光,世界之生活为生活”。
    因此,黄兴的事功行迹确非我们当代人所能想象。
    为了革命,他做到了毁家纾难。1903年11月4日,是黄兴29岁生日。从日本回国不到半年的他,先后联系尚在武昌学习的宋教仁、同学周震麟,以及在长沙明德学堂教书时发展的进步学生胡瑛,利用做生日酒的名义,办了两桌酒席。在推杯换盏的掩护下,一个以推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组织——华兴会宣告成立,黄兴被推举为会长。华兴会没有经费来源,黄兴劝说家人,卖掉了老家的“祖遗田产近300石”。黄兴长女黄振华曾经回忆,当时家里的田地一季稻米收成为700—800石,折合七八万斤。
    这种牺牲精神,没有远见和情怀的人,是做不出来的。而黄兴不但将家产都用于事业,身家性命更是在所不惜。他被清政府通缉后扔下一家老小,四处流亡。黄振华回忆说,母亲隐姓埋名,拖儿带女,日子过得拮据艰难。黄兴的大儿子黄一欧最后辗转到了日本跟黄兴团聚。1906年冬,在孙中山、章太炎的介绍下,14岁的黄一欧加入同盟会,成为当时最小的会员。
    革命成功后,黄兴仍在捐献家产。1912年,中华民国成立,黄兴连写两封信给继母,劝说她和家人尽快搬离长沙的住宅,因为“现住之宅院,今已捐入国民党”,用作国民党湖南支部筹备选举,黄兴还郑重地说:“此事关系我之信用。”

革命非一时血气之勇
    世人都说黄兴是“常败将军”,因为“蚂蚁撼大象”的革命在当时看来是无望的,一次次起义也是自杀性的,而且多以失败告终,但黄兴早已把生死置之脑后。他只是一介书生,军事并非他的专业,然而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,他即自任总指挥,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,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,随后还做南京留守。革命党人人才结构单一,军事人才欠缺,黄兴勇于担当,脱颖而出,最终众望所归。每次起义,他都亲自策划,身临前线,冲锋陷阵,表现得异常勇敢。辛亥革命期间,正是他在汉口、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,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。汉阳兵败,他在引咎辞职后有着以死谢天下的心思。李书城等友人力劝,强拉着他退出汉阳,“当江轮渡至中流时,黄公目睹汉阳城,忽急走船舷,纵身投水,若非副官长曾昭文与刘揆一追随左右,合力抱持之”,后果不堪设想。
    这样的轻身以酬革命绝非一时血气之勇,而是真正明了革命的意义。在黄兴身上,流淌着湖南人的担当,有着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等人的天命感,有着谭嗣同、唐才常等人的牺牲意识。他当然有他的是非,你可以说是他的局限、缺点,但你不能非议他对革命事业和对中国的忠诚。
    遗憾的是,从当时到现在,人们对黄兴都有这样那样的私心。革命党内部说他好听恭维话;袁世凯为了打压他而莫须有地说他“胆小识短,易受小人欺”;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遵从自己的“道统”,有意忽略黄兴等为主体的湖湘革命党人;今天,纸上谈兵的论者会把革命党、当权者、立宪派放在一起演兵布阵,以求结果最优,以结果去苛责阵营中人,或责其认知有问题,或斥其私心自用……这实在是戏论。
    事实上,那个时期革命党人的历史感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都望尘莫及的。因此,在那样一个“数千年未有之奇变”的时代,辛亥革命党人的答卷基本及格,他们校正了历史的发展轨迹,并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现代世界。较之清朝官吏、遗老遗少、社会的士绅阶层和新兴的商人、买办等,辛亥革命党人及其功业真正是梁启超等人呼唤的“少年中国”。而在这些人中,黄兴的历史意识尤为全面、开放,尤为雄健阔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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